第六十三章 内患（1/2）
贾似道在中统元年郝经“请和”一事中的不给面子，事后根本没有降低忽必烈对他好感。因为贾似道掌权的南宋没有在这个时候给他带来麻烦，已经是在给他最大的面子了。也正是有鉴于此，他才会对某些从内部给他带来麻烦的人极为恼怒。
这些从内部给忽必烈带来麻烦的人其实指的是两个人，李璮和王文统。他们都算得上是元初的风云人物，尤其是王文统。
王文统这个人很有才能，他的才能甚至得到忽必烈最信任的汉臣、刘秉忠的赞赏，以至于在刘秉忠等人的推荐下，在北元立朝后，他被忽必烈任命为朝廷的平章政事。
就是后世的史书中也承认：“文统虽以反诛，而元之立国，其规模法度，出于文统者居多。”
李璮是李全的儿子，也有人说他是李全的养子。
而李全这个人在南宋后期名气不小，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很多，《宋史》中他的传记非常长。如果简单地介绍，就是在蒙古人攻打金国期间，李全的家人全死于乱兵；他先是参加了北方义军红袄军抗金，后投奔南宋，然后又叛投蒙古人。像他这样的人，至少不能下什么忠心不贰之类的定语。作为李璮的父亲或养父，他必然对李璮的影响很大。
李全是在窝阔台当政的第三年，攻打南宋扬州时死去，他死后由他妻子统领以前的部众，李全的妻子死后，再由李璮继承。蒙古人授予他的权利是：“行省益都，专制山东。”
王文统和李璮的关系，同样可以简单地说就是：在王文统没进入北元朝廷以前，先是成为了李璮的谋士，然后当了他儿子的家庭教师，最后又成为李璮的老丈人。
李璮对王文统绝对是言听计从，而且他们两人有个共同点：就是都非常现实地注重巩固自己的实力与地位。
王文统作了李璮的谋士后，凡军旅大事李璮都要问王文统。而王文统给他出的主意则是：既要每年都向蒙古人奏报自己与南宋交战的功劳，还要夸大自己所面临的来自南宋的压力，借此巩固自己的地位；同时用财物笼络部下；当然，为了向蒙古人交差，一点动静没有也不可能，那就暂时拿下宋廷的涟、海二州。
王文统和李璮的做法，用后世的话来说就是：保存实力，挟外敌以自重。这其实在蒙古人入侵的那个乱世之中也无可厚非。但当忽必烈建立了大元朝后，问题就来了。
因为在蒙古人南下征服北中国时，并不仅仅是李全和李璮，还有很多其他的汉人武装也投降了他们。对于这些人，蒙古帝国开始时是按照过去金人的做法，给予了他们行省、元帅、以及其它一些官职，甚至根据蒙古的世袭旧制，还让他们保留了一定的私人武装。汉军三大世家中的张家和史家，都是其中的代表，当时他们又被称为“汉军万户”，或“汉军世侯”。
这些世侯在他们的治区内，集军事、行政、财政、人事等大权于一身，而且这些权力实行的是父死子继、兄终弟及的世袭制度。这与蒙古帝国在世界各地的统治，其实没有什么不同。蒙古帝国后来在世界各地形成的所谓四大汗国，他们的治理也是如此。因此，这些世侯就成为了中原地区最具实权的诸侯。元初之时，汉军中这样的世侯有“八大万户”。
存在这样的诸侯，是不利于中央集权统治的，它违背了中国自秦汉以来的政治传统。更重要的是，它还成为了北元帝国统治的一种隐患。
儒生们知道这个道理，忽必烈这个时候也已经是“老忽”了，当然更明白。
同样的，一些汉军世侯也清楚，一旦天下太平，他们所享受的特权就难以保住。但只要天下一直有纷争，他们的特权就还有。当他们的眼光局限于自己的利益时，采取抵制或顽抗的行为就不可避免了。李璮就是他们中最迫不及待的一个。
李璮的领地在山东、苏北，直接面对南宋的两淮地区。从他的角度看，如果宋、蒙始终对峙，夹在中间的他，自然仍可以像以前那样左右逢源，挟敌以自重。而双方一旦媾和，他的重要性不可避免地急剧下降。
因此，经过和王文统私下里密信往来的商议，他首先开始破坏郝经到南宋的“讲好”。
除了郝经路过时极力阻挠，王文统还给李璮出了一个主意：“侵宋”。也就是：别人打的时候咱不打，别人不打了，咱偏要打。也正是由于李璮的原因，郝经到南宋“讲好”就始终没人相信。
那是，你这边说来讲好，那边却在出兵攻打，让谁也无法相信你是好意。这只能让南宋众人认定郝经的行为有诈，是在以议和为幌子，掩护其军事行动。
不过对李璮来说可惜的是，他对南宋淮安的入侵，被宋两淮制置使李庭芝所击败。他随后又多次向忽必烈上书请求增兵进攻南宋，但均遭到了老忽的否决，所以并没有完全达到目的。
也正因为李璮在这个时候屡屡与忽必烈的旨意唱反调，才引起忽必烈对他和王文统的警惕。更何况还有郝经把他对“和宋”大计的阻挠，上书报告给了忽必烈。最终导致李璮于中统三年二月反了，所选的时机就是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交战的时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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