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二十一章 刺杀迷雾（1/2）
第二十一章刺杀迷雾
1939年1月下旬，陈伯康已经在上海生活了半个月，逐渐开始适应了这里的工作和生活。可是，现在的他即没有接到上级的任何指令，也没有收到任何关于开展工作的信息。
陈伯康那颗年轻的心依旧燃烧着浓烈的战斗之火，向往卫国杀敌的行动，并没有被上海这花花世界给迷惑，也没有被残酷的世界给湮灭。
陈伯康每天都默默的观察着周围的一切，把发生的一切事都记在心里，对周围的人也悄悄地分析，并分门别类牢记。他认为，现在既然自己的上级没有与自己联系，一定是有重大事情要做，只是暂时搁置自己，一旦情况有变化，肯定会联系自己的。万一需要自己的时候，却发现自己是个鸡肋，那就注定自己是个无用的人。所以现在自己一定要做些准备工作，一旦需要就能拿得出手，不说独当一面，至少能够增加助力。
这段时间的工作，陈伯康和周围的同事逐渐熟悉起来。他用自己的勤奋和严谨的工作态度，赢得了周围人的认可，同时和保管内的编辑们和排字房的工人们都熟络了，有时相互还开起玩笑来。这个效果让他有了生存下去的底气，还滋生出想要发展自己的线人。
来上海的十多天，他现在连上海很多地方都还没有去逛过，比如什么大世界了，什么跑马场了，一个是钱不够，二一个是身份不允许，否则必定会引起有心人的注意，甚至带来不必要的麻烦。
限于自己的身份和资金，陈伯康清楚凭借自己现有的条件，是不可能有大的发展，最多就是在自己的身边发展几个消息来源，更说不上去发展下线或者同志了。
陈伯康不愿坐以待毙或者是蛰伏待机，这不是他的性格，也不是他来上海的任务。他想要有所突破，就算自己的条件不够，也要凭借自己力所能及的条件创造一些机会，这才是他所想要的，而不是做个无用的人，白白的来一趟上海。
1月22日，陈伯康和往常一样去上班，在路上买了份《文汇报》边走边看。上了电车后，他无聊的的翻动着报纸，在第六版猛然看到一则消息，《陈宁潮昨遭枪击》。
他收好报纸下了电车，快步跑到办公室，看了看桌上没有新的稿件，就拿出报纸仔细的观看起来。
报纸说昨日，南丰印花厂主陈宁潮在法租界茄勤路志仁坊20号的家中被刺。具体情况是，21日下午其人从工厂返工回家后，与家人正在楼下餐厅用餐时，突然闯进来四个人，在同陈宁潮对话并确认其身份后，拔枪对其开枪射击未致命。陈某拼死反抗，和行刺者纠缠在一起，却被其同伙见机不妙强行分开。开枪者趁机对陈某射击，击中陈某腹部。陈某家人惊慌失措，乱作一团，行刺者及其同伙趁乱逃逸。陈某随后被家人送往广宁医院救治，但因失血过多，不治而亡。
陈伯康看完之后，又从头看了一遍，发觉其中多有蹊跷之处。一个印花厂的老板被四个人在家中刺杀，明显其中多有疑问，从眼下上海的现实情况看来，暗杀他无非有两个原因，一个是勒索求财不成，痛下杀手，一个是不听话而被刺杀，作为警示他人之用。
第一个原因看起来可能性不大，与其这样刺杀，不如直接绑架本人，而且还安全。
第二个原因反到可能性很大，这个陈宁潮当汉奸，或没当汉奸，引起对方的恼怒，决定杀了陈宁潮，给像陈某这样的工厂主一个教训，或者警示。至于是汉奸还是军统的人做的，现在还看不出来，因为陈宁潮的相关情况还不清楚，做不出结论。
陈伯康想着想着，突然感到有些兴奋，自己来到上海的目的就是做收集情报和刺杀的工作。现在，自己得不到也不可能得到什么像样的情报，那就只能做刺杀之类的事，只不过自己的目标是汉奸和日寇，而不是像这种不明不白的去杀人。
第二天下午，陈伯康看着手中的文稿，眼睛大大地睁着，呼吸有些急促。这稿件的标题是《北泥城墙附近副探长遭枪击》。
内容是，23日中午，在虞洽卿路（今西藏中路）北泥城桥附近，公共租界警务处副探长黄福生身中两枪。并介绍黄福生其人，31岁，原籍苏州，在租界捕房工作。自从租界内迭生刺杀案件后，警务当局特组织刑事第八科，专门办理此类案件。黄福生亦被调到该科工作，曾破获案件多起。
文稿详细叙述刺杀发生过程，黄福生当天身穿洋服，由北西藏路安宜邨67号外出，乘坐自备包车经虞洽卿路牯岭路口时，突然有人对其开枪射击。首先约开6、7枪，黄某设法躲避，继而又开5、6枪，黄某的后腰及头背两处各中一枪，遂流血倒地。刺客等人于人群中逸去。该处的岗捕听到枪声后，立即电话报告捕房，同时召一路过的洋人汽车，送黄福生到宝隆医院（今同济医院）救治。当刺客袭击黄福生时，该处路旁有一苦力被流弹擦伤手部。而黄的包车夫并没有受伤，但已被吓得魂不守舍，黄的包车上弹痕累累……..
陈伯康的脸色波澜不惊，但内心很是激动，兴奋，有一种看见家人般的感觉。他能肯定这一定是在上海的同志们做的，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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